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
进入专题： 股市 。第二，只有供求关系合理化了，中国股市才能逐渐地摆脱低水平重复，走上价值创造的正规。
而靠证监会发审委识别造假，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5）废除审批制，证监会才能回归其监管主业，严惩那些造假者，通过强大的震慑作用吓阻造假者。这样的改革，当然有风险。因此，放弃审批制，转向注册制，这不仅是中国股市获得新生的唯一出路，而且并非像某些人担心的那样会带来巨大风险。通过PE腐败等方式寻租，不仅收益快、获利惊人，而且非常隐蔽，可谓理想的寻租场所。
可以说，郭树清新政已经败下阵来，中国股市依旧未能走出低水平重复。所谓恐惧，即所谓审批之下还这么多公司造假，如果不审批岂非更乱？这种论调其实在逻辑上讲不通：（1）审批制导致IPO供求关系扭曲，进而创造了造假激励，因此审批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问题的制造者。首先，整个大中华区域的资本流入较为明显，香港金管局已经向市场注入了数千亿元的港币流动性，以避免港币的升值。
但需要指出的是，宏观基本面的好转，加上主要央行的大幅放水，可能导致中国重新陷入资产泡沫的窘境。反而需要关注的另一个风险，即政府为了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出现，过度地对金融体系进行干预，这样的绥靖只能推迟金融风险的爆发，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加重要的是，如果信托公司在发起和执行信托计划中未能进行完善的尽责调查，甚至存在包装受托公司资产质量的问题，那么其面临的道德风险将十分明显。食品价格之外，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似乎也难以避免。
同样是超日电子，其发行的公司债也面临着到期无法偿还本息的风险。在中国大陆市场上，流动性从去年10月起明显改善，即使央行主动减少了逆回购的操作量，市场的资金面却依然呈现整体宽松的局面。
违约本身并不是不可接受，从某种程度来说，中国金融市场的成熟，也需要信用违约来提升市场风险意识，并改善监管体制和效率，但从短期来看，信用爆胎对于整体市场信心来说，却将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金融机构的谨慎不仅将导致体内的流动性短缺，也将造成对实体经济的惜贷。与过去几年相比，某些行业的金融风险开始集中释放，而为这些行业提供过桥融资的信托行业则可能需要为当年的良莠不分而付出代价。与信托风险爆发类似，中国的公司债市场是否会出现第一例信用违约，也将是今年不得不防的地雷。资本流入、通胀上升、资产泡沫重现，加上经济周期上行，对于中国经济来说，都将是不能承受之重，一旦通胀成为问题，那么严格而迅猛的政策收紧，将是中国官方唯一的选择，这也将造成经济的下行风险。
中国资产泡沫风险，在几年调整之后重新整固，颇有大举回头之势，而随后可能出现的严格而迅猛的政策收紧，又会增加影子银行体系信用违约的风险。在体量之外，中日龃龉带来的不仅是双边贸易的趋冷，也导致了中日需要各自重新定位在亚洲产业链中的位置，而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中国的外贸行业也将面临阵痛和调整。去年流入美国的避险资本会大幅流出，而进入新一轮增长期的中国，也会成为资本流入的首选。而进入去年第四季度，我们却再度看到了通胀的魅影。
中日之争与东亚产业链调整阵痛中国2013年的一个外部风险因素则来自于日本。这样的两个事件值得重视，首先是中信信托旗下的三峡全通信托计划面临着违约的风险，此外，上市公司超日电子发行的大量信托计划也面临着清盘的可能。
由于钓鱼岛领土争端，中日关系从去年开始迅速恶化。日本新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首先选择与东盟和美国进行接触，清晰表明了孤立中国的态度。
特别在日本央行步入美联储的后尘进行新一轮的无限量的量化宽松之后，美元和日元的套利交易会进一步为新兴市场的资产价格推波助澜。与资产规模巨大的商业银行不同，信托行业能否承受可能出现的坏账潮，仍然存在着很大的疑问。在经济端，很多日本企业已经主动选择中国+1的策略，即在中国设厂投资的同时，会在东盟国家选择建设一个类似的投资基地，以避免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并避免中日关系恶化导致的产业链的断裂。（来源：FT中文网） 进入专题： 资产泡沫 。虽然这样的风险是全球性的，而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加速会放大资本流入的效果。结束了10个季度的连续下滑后，在新一轮城镇化政策的带动下，中国经济在未来一年的表现令人期待，笔者也认为，中国经济在2013年的每季度经济增速应该可以平稳地维持在8%以上，全年的经济增速应该在8.1-8.3%。
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政治纠纷由来已久，日本的中国+1策略事实上迫使中国在日本之外寻找更多的贸易伙伴，然而在短期内找到与日本经济体量相当的贸易伙伴却并不容易。笔者相信在多个部委参与编制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发布后，２０个城市群的大规模建设，很可能推升投资者对房地产市场的信心，并导致房价重入升轨，资产泡沫的风险将被再度吹大。
在台湾岛内，银行间拆借利率水平也一直维持在低位。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国多数城市的房地产成交量开始明显上升，并在今年年初再度攀升，这样的一种现象值得关注，因为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新房存量并不高，如果去库存过于迅速，那么房价的上升则将成为大概率事件。
在债券市场上，另一类高危企业则是城投公司，其背后代表着地方政府的资产和负债，但即使中国经济出现回暖迹象，显著的冷热不均也可能导致某些资产质量较差的城投公司爆发金融黑洞，从而为城投债券零违约的历史画上句号我曾在《财经郎眼07》中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一直是农村在反哺城市。
但是我觉得我们未来应该推动的既不是西南地区的模式，也不是深圳模式，因为讲得很清楚，我们大部分城市既不像西南那样是个大农村，也不像深圳那样缺乏土地。总之，不能再想以前那样了。还有日本，美国前总统卡特去日本访问的时候，说你们日本为什么没有农村呢 陪同的人告诉他，沿途许多景观都是农村啊。走到今天，城市化不断扩张，城市是时候来反哺农民。
我们今天是在整个大的城乡二元结构之下思考这个问题的，其实现在有两个制度是亟待突破的，一个是户籍制度，其实户籍制度的要解决的不是户籍本身，而是户籍背后庞大的利益集群。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农村在反哺城市。
村长一般都是董事长，村民当股东。中国正面临着一场新的土地革命。
原来日本无论是从建筑景观、基础建设还是从民众的穿衣打扮上，城市和农村都差不多，没有什么区别。广东也有一个深圳模式，它是2009年12月份推出的一个新办法，就是城中村就地改造，村民选出自己的代表，选出自己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搞股份有限公司，直接跟开发商谈判。
日本的农民很富裕，他们的收入是城市人的几倍。进入 郎咸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反哺农村 。这是否意味着在这背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需要一场二次改革 其实城市化就是在做土地改革。所以我认为目前各级政府可以考虑做一个西南地区的模式跟广东模式的结合。
开发商想开发地产，就必须先买地票，而这个地票一律公开竞价。就是说这个城市化的好处不是只让城郊区的农民享有，而是透过地票制度可以让更偏远农村的农民也能够享受到。
而随着城市化脚步的加快，全国范围内的征地运动恐怕才刚刚开始。如何透过土地政策，让城市反哺农村。
还有当年韩国的新村运动。这种农用地征用方式是一种企业化、集体化的运作模式。
